全球粮油价格上涨，中国的饭碗还端得稳吗？权威调查来了！

　　粮食安全，事关每个人的吃饭问题，也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今年以来，受疫情、极端天气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全球粮油等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粮食危机担忧加剧。

　　农业农村部日前宣布，我国夏粮主产区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夏粮小麦增产丰收已成定局、质量好于常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是否会传导到国内？面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如何端牢自己的饭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智库报告》6月27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农业产业中的“喜”与“忧”》。

总台央广记者朱敏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2》主编之一王国刚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

　　朱敏：我们经常听到，我国口粮自给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这里“口粮”是指哪些口粮？如何理解“自给自足”？

　　王国刚：口粮包括稻谷和小麦，是国人实际上的主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确保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方针，确立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安全战略观。因此，从口粮的角度，自给自足是要达到绝对安全的状态，完全通过国内生产满足主食需求。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口粮绝对安全是98%以上。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14亿人口每天粮食消耗这么大，依靠国际市场是买不来的。

　　朱敏：这些口粮自给自足是否意味着没有风险呢？就这部分口粮，我们还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王国刚：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66万亿斤，实现十八连丰，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库存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充分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我国口粮虽然说实现了绝对安全，但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病虫害风险等。自然灾害方面，随着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灌溉的普及，有效提升了作物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可以说已基本摆脱了完全靠天吃饭的局面。但通过中国农业产业模型（CASM）模拟显示，在极端自然灾害情境下，我国口粮自给率也会下滑，甚至降至90%左右。口粮病虫害风险方面，虽然说总体可控，但需谨防外来生物入侵。

　　朱敏：当前口粮的高水平自给率能否完全应对国际粮价的波动？我们是该保持这样的自给率还是需要作出调整？

　　王国刚：当今世界，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叠加世纪疫情，农产品价格高位波动。我们报告的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大豆的国内外粮食价格联动系数最高，玉米次之，稻谷和小麦最低，口粮国内外粮食价格联动较弱，能完全应对国际粮价的波动。可以这么衡量：从大豆来看，国外上涨1%，我们可能就上涨0.92%；但是从稻谷来说，国际上涨1%，我们可能上涨0.12%-0.15%左右，幅度上小很多；小麦的话，国际上涨1%，我们可能上涨0.2%左右；玉米可能上涨0.7%左右。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品种的自给率与国内外粮食价格联动系数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自给率越高，国内外粮食价格的联动性越弱。由此可看，高水平自给率可以有效对冲国际粮价波动风险。作为国人的“主粮”“细粮”，口粮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关键，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了。口粮保持较高自给率，确保绝对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大豆、油料依赖进口多措并举改善供给

　　朱敏：我国油料作物目前的市场现状如何？面临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王国刚：油料作物既能提供食用油，也能提供畜产品生产必不可少的蛋白饲料，无论是食用油还是蛋白饲料，我国需求量很大，这导致国内油料作物长期供不足需，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数据测算，2021年，中国大豆、油菜籽和花生三大油料作物总体自给率仅为32.9%。进出口贸易方面，近年来，大豆进口量最大，在1亿吨左右，花生由贸易净出口国转变为贸易净进口国，油菜籽净进口量在波动中增长。所以后期如何确保一定的自给率，如何稳定供应链，是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朱敏：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状？

　　王国刚：从表征数据分析看，我国油料自给率较低，供不足需。深层分析来看，我们通过测算发现，技术进步对三大油料作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低于同期技术进步对粳稻和小麦的贡献率水平。三大油料作物的技术效率也普遍较低，新技术没有得到农户的广泛应用，换句话说，我国油料作物的科技创新与资源投入支撑不足、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应用不足是竞争力弱、产能不足的重要原因。

　　朱敏：我国大豆主要依赖进口，抑制我国大豆自产率的因素有哪些？

　　王国刚：自1996年我国从大豆出口国转变为大豆净进口国以来，大豆自给率逐渐降低，2021年我国进口大豆9653万吨，大豆自给率仅为14.5%。根据中国农业产业模型（CASM），预计2022年中国大豆总产量达到1948万吨，净进口量进一步增长到9762万吨，自给率有所提高但仍然较低。抑制我国大豆自给率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单产低，我国大豆的平均单产在130多公斤，是美国等主产国的一半左右；二是生产成本高、利润低，农民种豆积极性不高，我国大豆生产总成本是美国的2倍左右，利润空间压缩所剩无几。即使与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作物比，利润也非常低，所以经营主体生产积极性不高；三是生产空间有限，我国耕地资源短缺，可用于大豆生产的面积非常有限，生产跟不上快速增长的需求。

　　朱敏：从1996年起，我国从大豆出口国转变为大豆进口国，然后进口越来越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转变？

　　王国刚：实际上，之所以出现缺口主要因为供需是不平衡的。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100%的自给，主要原因是我们需求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畜牧业取得非常快的发展，对植物蛋白的需求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缺口突然间放大了，这个是重要的原因。

　　朱敏：大豆依赖进口的风险何在？在当前各国捂紧“粮袋子”“油瓶子”的情况下，我国大豆市场是否面临较为紧迫的状况？

　　王国刚：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5.5%，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巴西和美国占到进口量的93%，这导致国内大豆很大一部分有效供给取决于国际市场，尤其是主要进口来源国的生产与贸易情况。因此，大豆依赖进口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供应链环节。2020年疫情暴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恐慌，一些国家立即出台了控制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货源出口，求安求稳的国家策略，到目前捂紧“粮袋子”也时有发生。经过疫情的大考，虽然供应链上出现了主产国大豆到港延迟等问题，整体来看，我国大豆市场供应基本可控。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对大豆产业链供应链把控能力较弱，而大豆国内供需缺口大、刚性需求强劲，对国际市场依赖严重，加上缺失定价权，国内价格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高位运行。

　　朱敏：如何解决我国油料、大豆现在面临的问题？短期内有什么办法？长期看，如何布局？

　　王国刚：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油料、大豆面临的供不足需、科技支撑不足等问题，是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国家高度重视油料、大豆面临的问题，大豆油料生产重视程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农业农村部相继出台了多项配套政策。

　　短期来看，国内生产方面：强化科技支撑，推进大豆等油料优良品种选育与技术创新推广，提高大豆单产，不断加大玉米大豆复合种植试点推广面积，加大南方稻油轮作，不断提高国内产量。国内消费方面：引导消费者合理膳食营养，减少油脂的过高摄入，降低油脂消费需求。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每日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已达到68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承认烹调油摄入量推荐值为25~30克，超出推荐摄入量1倍多。国际方面：加强多方产能合作，加快推进与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深度合作，规避部分风险。

　　长期来看，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大豆进口依赖性风险预警与监测体系，强化贸易风险管控；二是加强“农业走出去”战略，以技术走出去为重点，加强多方产能合作，吸引周边、中东欧等“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能合作，不断拓展大豆进口来源地；三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定价权的跨国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加大大豆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跨国经营；四是优化布局国产油料作物生产力布局，开展大豆高产优质品种选育联合攻关，培育高产、抗逆、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新品种。

　　少吃红肉多吃白肉你能做到吗？

　　朱敏：我国目前的肉类消费格局是怎样的？有哪些变化趋势？

　　王国刚：从肉类消费总量看，我国肉类消费仍以猪、牛、羊肉等红肉消费为主，以禽肉、水产为主的白肉消费比例逐步增长。从肉类消费结构看，猪肉仍是红肉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人均猪肉消费量于2014年达到43公斤；受非洲猪瘟冲击影响，人均猪肉消费量下降明显，2019年跌至31.9公斤。牛肉和羊肉增速较小，且户外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禽肉消费需求强劲，2020年人均禽肉在家消费量达到12.7公斤。而且随着外卖消费越来越普及，禽肉消费增长迅速，对猪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从消费变化趋势来看，禽肉等白肉消费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

　　朱敏：报告提到，肉类消费应向健康营养低碳方向转型？怎么个转型法？为什么要这么转？

　　王国刚：我们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已出现过剩，其中脂肪供能比已超出推荐范围的20%~30%，蛋白质摄入量高但供能比基本符合标准，这表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结构性不平衡问题突出，导致肥胖、高血脂等亚健康现象，亟需优化转型。红肉尤其是猪肉中脂肪含量高，且饱和脂肪酸占比较高，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热量较高，过多摄入容易引起肥胖。而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红肉相差不大，但脂肪含量低，且70%为不饱和脂肪，可明显改善居民膳食营养结构。水产品的脂肪含量更低，是名副其实的低脂肉类，且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DHA。增加以禽肉和水产品为主的白肉消费，逐步降低以猪肉、牛肉和羊肉为主的红肉消费是未来我国居民肉类健康营养转型的关键。

　　另外，相较于猪肉，禽类料肉比和碳排放“双低”。FAO测算显示，生产1公斤猪肉排放0.9公斤碳，而生产1公斤禽肉仅排放0.5公斤碳。我们的报告测算显示，通过禽肉倍增计划优化居民膳食营养结构的同时，可显著减轻饲料粮供给压力，降低农业碳排放。

　　朱敏：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我国的猪肉消费比例将逐步降低？降低的部分靠什么弥补呢？

　　王国刚：世界范围内，2016年禽肉消费超过猪肉成为第一大肉类消费。2014年以来，中国猪肉消费占比下降，禽肉消费占比从20.1%上升到2020年的29.6%。这些数据综合分析来看，未来我国猪肉消费比例会逐步降低。但考虑到我国居民长期形成的以猪肉为主的肉类消费习惯，降速应该是一个长期过程。降低的部分主要依靠禽肉和水产品消费来弥补。我们的报告也提出了禽肉倍增计划，即以禽肉消费翻倍替代增长的肉类消费和部分猪肉消费。

　　朱敏：RCEP的实行对我国农业会有什么影响？

　　王国刚：我们的报告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在降税方案下，中国从RCEP其他成员国进口棉麻丝、油籽、糖料和糖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畜产品等进口价格降幅明显。例如，中国自东盟进口水果、植物油、水产品的价格将分别降低11.4%、1.78%和13.5%，进口数量将分别增加57.45%、6.64%和23.69%。与此同时，中国与RCEP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具有强互补性和弱竞争性。在RCEP农产品降税方案下，中国农产品价格和生产的变化幅度均在1%以下，影响较小。RCEP签署有利于中国以更低的价格保障大宗农产品有效供给，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同时让出口国受惠实现双赢。

　　朱敏：在农产品市场方面，如何做好保持自给率和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平衡？

　　王国刚：中国粮食安全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作为国内循环的重要补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过度寄希望于国际市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仍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基础，即“该保必须保”。因而，农产品市场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目标。在国内大循环方面，要坚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要求，打好种业翻身仗，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筑牢国内粮食稳产保供的能力基础，把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在国际大循环方面，要着力解决“引进来”“走出去”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我国海外资源利用能力和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本文图源：视觉中国）